philip asked in 文學及人文學歷史 · 1 decade ago

請詳述明冶三雄是誰?

及他們對日本躍身成為强國之貢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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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ecade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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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治維新的眾多元勳當中,擔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三人。這三人又被稱為「維新三傑」。其中又以西鄉隆盛的人格最受日本人喜愛。     

    西鄉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西鄉吉兵衛之長男,幼名小吉。 由於家境貧窮,十八歲時一邊擔任「郡方書役助」以補貼家計,另一方面與大久保一藏(利通)、有村俊齋(海江田信義)等人一同研讀『近思錄』,學習陽明學,並在無參禪師門下參禪。二十八歲(1854年)時隨藩主島津齊彬至江戶。當時正值將軍繼嗣問題,舉國分成擁護德川慶喜與擁護德川家茂兩派。西鄉隆盛加入擁護慶喜派,而四處奔走。安政五(1858)年,由於「安政之大獄」(安政年間,彈壓擁護德川慶喜份子的大獄),西鄉隆盛護衛著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鄉。沒想到薩摩藩也對他們加以追究,於是兩人投身錦江灣。月照絕命,隆盛大難不死,被處以流刑。     

    1864年返回薩摩藩後,西鄉隆盛在倒幕運動中,不斷發揮他的破壞力。1868年,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與勝海舟談判下,無流血的進入江戶城。但是西鄉隆盛卻在此時急流勇退,返回老家薩摩。因為他認為不可留在中央,擔任比藩主地位還高的職位。到江戶開城為止,他是代表下級武士改革派的最佳領袖。他視名利如糞土,視死如歸,不為子孫買美田。然而在維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窮困。徵兵令實施之後,武士的軍事權又告喪失,為打開這種僵局,遂使西鄉隆盛興起「征韓」、「征台」的念頭。他毛遂自薦,想當遣韓大使,但遭岩倉具視、大久保力通等人的反對而下野。明治10(1877)年, 鹿兒島的私立學校學生及下級武士擁立西鄉隆盛為統帥,舉兵反抗政府。史稱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戰敗,自刃而死。

    木戶孝允出生於天保四(1833)年6月26日,當時的人傳說,該年出生的人雖小有才能,但不能成大器。他是長州(山口縣)藩士和田昌景之子。通稱小五郎,後成為桂九郎兵衛的養子。由於小時體弱多病,以致於晚年健康欠佳,神經衰弱。他十七歲加入吉田松陰門下。二十歲時四處拜師求藝,先後學習劍道、造船術與西學。18 50年加入尊王攘夷運動。木戶孝允除於明治元(1868)年撰寫「五條誓文」草案外,並且在「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中也擔任核心角色。明治四(1871)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擔任全權副使。1873年回國,建議政府制定憲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戶和大久保雖一開始就主張「征韓」,但明治四年以後卻搖身一變,主張內治優於對外發展,所以開始反對侵韓、侵台之舉。木戶雖然屬於理想主義的開明政治家,但心胸狹窄,因此沒有人追隨他。連同是長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隨大久保。

    明治10(1988)年5月26日病歿,享年四十五歲。

    大久保利通誕生於天保元(1830)年8月10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大久保次右衛門利世之長男。幼名正助、後又改名為一藏。他與西鄉隆盛不但是小同鄉,同樣是下級武士出生,而且家境貧窮。但兩人在個性及政治生涯方面,卻大相逕庭。西鄉好惡分明、熱情洋溢、時而採取不合理的行動。而大久保沈著冷靜、剛毅果斷、始終抱持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西鄉雖博得一般人的喜愛,可是卻以悲劇收場。大久保雖為人所畏懼,但一生都處於權力的高峰。   

      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晉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內政之建設。同年任岩倉考察團的副使,周遊歐美各地。於考察歐洲時,遇到德國宰相俾斯麥,大受其影響。1873年聽到西鄉等人激烈的征韓論主張,立即回國。他與岩倉具視站在同一陣線,強烈反對征韓,因此而與多年的好友西鄉決裂。征韓派辭職後,大久保兼內務卿,成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雖然專制,但沒有地域觀念,大量採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11(1878)年5月14日,由於他的獨裁引起反彈,被士族島田一郎等人暗殺。享年49歲。

  • 1 decade ago

    我想知道你問的是明治三雄,還是明治維新三雄。

    明治維新三雄正如樓上那位朋友所說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有的說伊藤博文是錯的)。

    但明治三雄是福澤渝吉、岩崎彌太郎及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1840-1931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與福澤渝吉、岩崎彌太郎並稱“明治三雄”。福澤倡“脫亞入歐”,奠定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礎;澀澤著《論語與算盤》,奠定日本近代化的產業基礎;岩崎創三菱財閥,奠定日本近代化的產業基礎。事實上,澀澤本人也是屈指可數的大產業家。他一生創建企業500餘家,建立公共事業600餘項,主持建立了日本近代的銀行、工商、教育等各種組織架構和制度規範,被尊為明治產業之父。澀澤在《論語》的“義利之辯”基礎上創立了日式產業倫理,形成了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行為準則。所謂東亞儒家資本主義的思想原點,可以追溯到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享年91歲高夀,一生縱貫明治、大正的日本資本主義發生期和創制期,並與中國晚清的民族工商業巨頭南張騫惺惺相惜。作家幸田露伴寫下了歷史上第一部《澀澤榮一傳》,指出澀澤榮一是真正的時代之子。澀澤出身半農半商之家,很早就從築波黨的失敗中瞭解到國家發展經濟、積蓄實力的重要性。明治時代的社會名流大都由武士變身,熱衷政治變革和軍事強國,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作為基礎性支持力量的經濟的作用。澀澤榮一是真正看清財力、物力重要性的少數人——有一個歷史比喻形象地說明瞭問題;韓信、彭越、英布等人都是箭,張良是弦,蕭何才是弓。

      1867年,澀澤榮一作為日本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世博會,曆訪歐洲;1869年,他入仕明治政府大藏省;1873年以後,澀澤由官轉民,擔任了第一國立銀行總監役,參與創立商法講習所(現一橋大學),出任東京府養育院事務長,設立銀行團體擇善會,出任東京商法會議所會頭等。

      澀澤一生奉公(public),不重私利,他改變了家族經營的傳統主流,建立起以社會公募資本為主的企業社會化的經濟制度,打開了由股份制推動的日本企業的興盛發展之路。澀澤榮一創設的企業有第一國立銀行、東京海上保險會社、王子制紙、東日本旅客鐵道、京阪電氣鐵道、東京煤氣、清水建設、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帝國飯店、札幌啤酒、東洋紡織、大阪紡織、共同運輸等,超過500社,至今都是各種產業領域裏的領軍企業和中堅企業。澀澤榮一完全可以把眾多企業統合起來形成“澀澤財閥”,就如岩崎彌太郎構築“三菱財閥”一樣,但澀澤志不在此。對應於明治時代的“和魂洋才”,澀澤提出了“士魂商才”概念,這可能是有關“儒商”的最早表述。澀澤希望建立一個能培養出大批經營群的社會,並使經營者們自覺認識到企業不是謀取私利的舞臺,個人履行經營權是接受社會委託的重任。

      澀澤榮一不是單純的數字發展論者,而是成熟的制度經濟論者,更是彌補經濟與論理這一對“二律背反”的卓越的身體力行者。澀澤榮一寫出名作《論語與算盤》一書,指出為了安定追求作為社會主題的“利”,必須建立起秩序化的社會組織架構和論理規範,即“義”。澀澤提倡“利是義之和”,“撥算盤講利,讀論語取義”,企業經營的基本理念是義利合一。經營者需要超越私利私益的觀念,在為國家和社會奉獻誠意的基礎上取得利益,才是真正“無垢的利益”。澀澤榮一在100年前就超越了私利私益,他自任為現代產業經濟的助產婆,為日本的發展貢獻了才智和心力。

      當前的時代正向著重利輕義方向急轉,企業及經營者為了巧取利益而盲視社會倫理法規,輕視弱勢群體蔚然成風。在流弊叢生之際,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並獲得深刻再認識,意義不淺。北尾吉孝是軟庫金融(Soft Bank Marketing)的經營責任者,也是2005年堀江貴文收購富士電視臺大股東日本放送危機中,最後出手為富士電視臺紓困解難的那位強人。北尾於今年初在中國演講時表示非常尊敬澀澤榮一,他認為信、義、仁這些植根於儒教的思想應該是經營判斷的標準。北尾解釋說:“信,就是絕對不違約;義,就是要有一個正當的行為;仁,就是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多考慮對方。”北尾還以德國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來印證澀澤榮一的“經濟道德合一說”:要發展資本主義,關鍵有精神支柱,要老實、勤奮、節約。他表示,人創造的社會、組織、公司,這種人的倫理價值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發展,中國的老話叫“窮理”,經營企業也應該追求真理。作為堀江的前輩,互聯網時代資本市場的弄潮兒,北尾引用澀澤理論,給正打著燈籠滿世界尋找“誠信”和“道德”的中國人上課,耐人尋味,值得深思。

      和諧社會如何才能建成呢?百年前的澀澤榮一給出的答案至今依然有效,那就是在市場和社會之間建立和諧的平衡關係。《論語與算盤》提出的“義利觀”不是彼此對立否定,而是互相依託調和:純由道德掩蓋市場,結果會招來經濟上的自滅困境;而放縱市場統治社會,則不免導致貪戾成性、見利忘義的惡質迴圈。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困擾著社會發展,其差別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澀澤榮一身體力行的儒家資本主義的傳統,或許不是萬能靈丹,但依然值得嘗試。

    福澤渝吉。福澤諭吉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治三傑之一。他勇於突破思想枷鎖,批判當時日本的江戶制度,系統、深入地介紹西方的新知識、新思維,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是日本“脫亞入歐”戰略的倡導者,並創立了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學慶應大學。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中國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像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隱含著日本日後軍國主義思想的萌芽。

    岩崎彌太郎

    “日本第一財閥”三菱財閥創始人。明治前期著名的企業家。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彌太郎出生于日本高知縣(原屬"土佐藩")的井口村。他的父親是喪失土地的鄉居武士,嗜酒如命,但對兒子的學習卻非常支持;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賢慧、善良。年少時,彌太郎一面隨外公學文識字,一面享受母親的關愛與教育。彌太郎的弟弟彌之助出生於1851年,比他小17歲。

    1854年9月,20歲的彌太郎赤手空拳到江戶(今東京市)闖天下。

    彌太郎闖蕩了十幾年,事業才出現眉目。1869年1月,彌太郎由長崎移至土佐藩開成館大阪商會,7月被委任為開成館代理幹事。1869年10月,"大阪商社"以"九十九商會"的商號開張,主營航運業。

    1871年7月,明治政府廢藩置縣,土佐藩變成高知縣。縣當局勸彌太郎將"九十九商會"轉為他私營,彌太郎同意出資4萬兩銀錢,收購該商會;翌年1月更名為"三川商會",1873年3月又更名為"三菱商會"。

    在明治政權內,大久保、大隈等人與井上馨。涉澤等人兩派勢力爭權,此消彼長。彌太郎支持大久保、大隈一派,三菱創業之初正是該派掌權,因此而發達為日本的"海上霸主"。在1879年的日本富豪排行榜上,三井家族的八郎右衛門名列第一,岩崎彌太郎已躍居第二位。彌太郎又以海運業為中心,逐步將業務範圍擴大至匯兌業、煤礦業、海上保險業、倉儲業等。

    19世紀80年代,三井財閥開始了對三菱的反擊戰,擴大航運力量,向英國訂購現代化輪船,實施“殺價”競爭。1881年大隈失勢,而大久保已經去世;井上馨一派重新掌權,三井財閥得到支持。處於劣勢的三菱,虧損越積越多,幾近資不抵債,導致某些航線(如香港--琉球間的航線)停開、匯兌所關門停業。三菱已是難以為繼了。就在這一關口,1885年(明治18年)2月,彌太郎胃癌惡化而亡,年僅52歲。

    1867年,16歲的岩崎彌之助到高知縣城的藩校致道館求學。兩年後,他應彌太郎的召喚,到大阪進入重野安繹私塾求學。又過了3年,1872年4月,彌太郎又安排他到美國紐約留學深造。然而不到1年--翌年2月,他又被彌之助召回,幫助他打理經營業務,在實踐中歷練。不久,他便擔任彌太郎的助手--三菱商社的副社長。彌之助在美國時間雖然不長,但畢竟大開眼界、大長見識,再加他原有的知識、學問,他成了彌之助的得力參謀和助手,成了三菱"近代派"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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