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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ed in 藝術與人文歷史 · 2 decades ago

馬基維利對社會學理論形成有何貢獻?

馬基維利至今帶來什麼影響?

有什麼重要的思想遺產?

社會學理論的定義又是什麼??

2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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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onymous
    2 decade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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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以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王論》(The Prince)這本書中所引導出的「國家理性」這個思想傳統,論證的重心在於「武力」,後者則強調「法律」的首要性;在第二部分,我們則從馬基維利的思想角度,來詮釋韋伯(Max Weber)〈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這篇演講的內容,我們嘗試透過「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支配者的角色」、「共同體的持存」這三個角度,來突顯兩人在思想上的親近性,並以此來作為社會學在思考戰爭此一議題上與思想史的銜接點。3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著重馬基維利與康德兩人在論述上的差異性,馬基維利是從城市共同體生存這樣的前提上,讓我們理解了擁有武力的必要性,然而,康德則嘗試為國家之間永久和平的方案提供哲學上的論證基礎。馬基維利的論述可以說是從義大利城邦之間的分裂與征伐,以及法國和西班牙強臨壓境的政治環境中醞釀出來的,所以,他的首要關心正是在於共同體的「自我保存與持續成長」(self-preservation and growing),4而所謂的國家理性就是導引國家行動來達成上述目標的路徑(path; course)與原則,它是「國家行動的第一律則」(the State’s first Law of Motion)(Meineck 1998: 1-2),在這樣的推論基礎上,使得馬基維利認為不應該以基於宗教價值的道德來指導君主的政治作為:「一位君主,尤其一位新王國的君主,不能夠遵從那些被認為是好人所應該做的所有事情,為了維持他的國家(maintain his state),行動違反誠信、仁慈、人性和宗教往往是必要的。」(Machiavelli 1990: 80)反過來說,倘若君主的行動與宗教道德的要求一致,那也只是恰好符合了現實的需要(國家的自我保存),馬基維利更進一步地討論了他對軍隊與法律的看法:「一切國家,不論新舊或混合者,立國的基礎是完善的法律和精良的軍隊。沒有良好的軍隊便不可能有完善的法律;有良好的軍隊必會有完善的法律,所以我不討論法律而只談軍隊。」(Machiavelli 1990: 58;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他還強調,君主如果沒有運用人力與財力去徵集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而遭致他人的輕視,這會是一種恥辱(Machiavelli 1990: 67),他認為君主必須是一種半人半獸的混合物:「戰鬥有兩種方式,一是用法律,一是用武力。人類用第一種方式,野獸使用第二種,但是第一種常常不足應付,就必須求助於第二種。」(Machiavelli 1990: 79)所以,對馬基維利而言,依恃武力才是政治場域運作的根本。在十八世紀後期,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的發生,還有普法戰爭的問題,都促使康德在晚年思考更多與政治時局相關的問題,1795 年寫作的〈論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正是對同年普法巴塞爾(Basel)和約簽訂的回應,在整篇文章中一個核心的論證模式就是: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將一國公民社會建立的論證模式,推演到國家之間法治狀態的建立,國家如同個人一般具有人格也是權利的主體

    在馬基維利與康德兩人思想形態的對比中,我們嘗試去突顯馬基維利以國家理性之名,將城邦的公民當成有效的戰爭工具(組建常備軍),而在康德的論述中,那種以理性自律為基礎的公民卻是構成和平的力量(反對常備軍),不過,此種對馬基維利思想的詮釋是不足的,在許多對馬基維利的思想研究中都指出了一項矛盾,就是馬基維利一方面在《君王論》中討論君主治術、國家理性的想法,而在《李維羅馬史疏義》(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一書中卻又大力推崇古羅馬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蕭高彥 1998: 148-50),共同體的國家理性與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社群這兩種政治秩序是否可以並存?公民同時既是戰爭的機器又能肩負和平的力量?我們可以從馬基維利在《李維羅馬史疏義》提出的論點來加以理解:「共和國欲維持其政治自由,必須繼續擴張並取得財富,而這又有賴於將一般平民整合到政治軍事領域中作為最重要的資源。」21所以,對馬基維利而言,共和國對外的擴張是可以與公民權(citizenship)的成長平行共進的,在目前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論中,公民權的形成與共同體對外擴張(或說國際秩序的條件),如:戰爭與公民權的關係,這樣的思考方向是較少被提及的(Barbalet 1991: 48)。馬基維利此種既矛盾又調和的政治秩序的設計,也可以在韋伯的著作中發現到的,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強化了韋伯民族主義的意象,而「志業政治家」、「卡里斯瑪」(Charisma)這些概念的確如同馬基維利君王的概念會有一人統治的意含,不過,在〈支配社會學〉的分析中,韋伯卻也對西方城市公民自治的「非正當性支配」(non-legitimate domination)進行了詳盡的討論,並且,韋伯在進行西方城市類型學建構時不斷地強調:「城市市場的”市場和平”,是與軍事性的”城堡和平”並肩而行的。」(Weber 1993d: 20)城市既是一個資本流通的市場也會是一個軍事防衛的要塞,公民既要進行和平的營利也要武裝自己(arm oneself)。所以,從馬基維利與韋伯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到西方政治秩序的創建一直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性中

  • 2 decades ago

    馬基維利的學說大概一如前述所說的如此

    就我所接觸的社會理論,

    馬氏的學說界定出在鬥爭中的相對位置,

    以及伴隨而來的謀略與動作方式

    別以為弱勢就死定,他們自有他的方式.

    我們總以為馬克思是叫我們去革命,去搞共產黨

    這是表面

    事實上他與恩格斯也討論很多鬥爭,面對烏托幫如何在矛盾與鬥爭中誕生

    馬基維利正是在手法上補充他們

    事實上另一個義大利社會學家巴烈圖,更是直接引述馬的學說

    近世文化社會學者Bourdieu,一般以為它就是說說什麼品味,階層

    錯了,他真正想說的,是文化品與其背後作者,宣傳者的鬥爭關係

    正是文化生產場域的鬥爭關係討論

    也正是引用馬基維利的學說變形

    Source(s): 我是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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