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onymous
Anonymous asked in 政治與政府軍隊 · 2 decades ago

武漢會戰誰可以告訴我是啥東東呀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啥是武漢會戰呀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我讀社會課本都沒讀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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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onymous
    2 decade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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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史上規模最大的武漢會戰,是從空中開始的!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為了向天皇祝壽,日軍出動48架飛機,偷襲武漢,然而開戰才5分鐘,少尉飛行員陳懷民,擊落第一架日本軍機,將這份生日禮物打得粉碎,有5架日本飛機,就團團把陳懷民圍住,他選擇衝撞敵機,與日軍同歸於盡。

    1938年5月18日,中國空軍出動了2架轟炸機,在日本上空投下100萬份傳單,向日本侵略者發出嚴正警告,武漢大會戰開打,中國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間,與日軍展開肉搏戰。

    中日三次大規模增兵,戰事膠著,直到雙方再也派不出任何援兵,當時駐守武漢的九戰區司令薛岳,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薛岳的決定撤底扭轉了戰局,在這場萬家嶺戰役中,國軍傷亡40萬人,創下完全殲滅日軍的紀錄,也為接下來的對日作戰,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薛岳的決定,撤底扭轉了戰局,在這場萬家嶺戰役中,國軍傷亡40萬人,創下完全殲滅日軍的紀錄,也為接下來的對日作戰,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Source(s): 資料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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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son
    Lv 5
    2 decades ago

    1937年淞滬抗戰和南京守衛戰見證了中國軍人鐵血抗戰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國政府最高領導層在對日作戰戰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禦不但讓中國眾多名城慘遭戰爭蹂躪,也幾乎 耗盡了中國軍隊的實力。

    然而,中國政府和軍隊終於在戰爭中成長。當日本試圖“發動攻略漢口之戰,使其成為戰爭一決雌雄的最大機會”後,蔣介石國民政府終於認識到“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為此拋棄過去的教條,同時部分發動群眾的抗日熱情,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同時跳出城市防禦的桎梏,將防禦作戰推進到武漢週邊的廣闊戰場。

    武漢會戰這場抗戰史上中日雙方規模最大的會戰,中國軍民在歷時4個多月的血戰中,以40萬人的傷亡,造成日軍近10萬人的死傷,不但粉碎了日軍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企圖,也鼓舞了全國抗戰的熱情。任第九戰區第一兵團少將高參、後曾協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長沙大捷的趙子岳高度評價國民政府在武漢會戰的戰略決策:“綜觀武漢會戰,我軍不在武漢城內彈丸之地作困獸之鬥,而在武漢週邊的廣闊天地進行靈活、堅強的作戰,予日軍以重創,作戰逾4個多月,竟無一個整師被殲滅,這都是由於統帥部正確的戰略決策而來的。”

    在經歷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潰敗後,中國軍隊用犧牲和勝利換來了戰略相持階段。

    近衛文的致命失策和國民政府的堅持抗戰

    1937年12月,日軍攻克南京,日本對中國政府會乞降的幻想卻因蔣介石的拒絕而遭破滅。日本首相近衛文一氣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佈,“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在此後進一步聲明,“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日本均不與國民政府交涉”,日本“絕對不容許第三者出面調停”。

    戰後的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在戰爭中最為愚蠢的戰略失誤。沒有任何退路的國民政府在1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迅速刊出蔣介石對日本近衛文聲明的反應,措辭強烈地表明瞭中國將繼續抗日的立場:“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維護中國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所能接受,同時,在日本佔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篡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對於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一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早在日軍佔領南京後,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攻佔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於攻佔武漢的建議是:從歷史看,只要攻佔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透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5月徐州會戰一結束,日本方面即決定於當年秋季進行“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回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並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漢口會戰”的另一個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禦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帝國雄獅百萬受制於中國”。為此,日本“陸軍為漢口作戰傾注了全力,沒有應變之餘力”。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文件這樣記載。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大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臺發表講話,誓言“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一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淞滬和南京的教訓:“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

    1937年底,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結束後,日軍連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國核心城市,佔領中國政治經濟最為重要的華北、華東要地,之後又佔領山東半島。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佈遷都重慶。但政府的軍政機關卻並沒有立即西遷入川,而是先轉移到武漢,使得武漢成為當時事實上的戰時首都。自從華北和華東的眾多大城市淪陷後,武漢已經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尚未淪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多次與德國軍事顧問研究有關防守武漢的決策問題。在淞滬、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規模巨大的對日會戰中,國民政府的作戰方式都是依託堅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於日本人為了讓中國軍事失去德國的支援,聲稱“此次事變名為中日之戰,實為日本人與德國打仗”。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政府在武漢周邊開始修建作戰工事,然而淞滬和南京會戰,中國軍隊單純透過陣地進行防守遭致的慘痛教訓,讓一些歷經戰火的中國軍人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國民政府第54軍參謀長郭汝瑰少將就表示,在武漢背水列陣“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如果再依照淞滬和南京的作戰模式,聚集重兵於背水,“一旦環形防線被突破,幾十個師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被殲滅的危險”。在由陸軍上將陳誠主持的武漢衛戍司令部召開的高級將領軍事作戰會議上,郭汝瑰認為,“武漢會戰應置主力於週邊,首先利用幕布山脈和大筆山脈的有利地形與敵作戰,以空間換時間”。而當敵人接近武漢週邊時,中國軍隊在撤離武漢後,依然可以利用武漢的週邊山脈險阻與敵人週旋。

    這一作戰核心,就是“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

    此時的蔣介石在吸取了淞滬、徐州會戰的教訓,聽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國民黨內部許多將領的意見後,終於改變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戰略。由蔣介石批准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指出:“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將外雜湖沼,尤非久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否則再按照南京的作戰模式,則武漢“僅一片焦土而已……”

    慘絕人寰的“焦土抗戰”

    就在武漢會戰即將開始的時候,中原大地已經變成一片澤國。

    1938年4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曾計劃,以一個軍自鄭州沿平漢線南下,以一個軍自南京沿長江西進,從北面和東面分兩路夾攻武漢。後來考慮到兩軍戰場過遠,不便於統一指揮,決定以主力第2軍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北麓,佔領信陽後轉平漢線南下,進攻漢口。當1938年初徐州淪陷後,中國軍隊本來仍在頑強抵抗。然而當國民黨名將薛岳以13個師共15萬部隊將日軍土肥原師團兩萬人合圍時,卻因為蔣介石嫡系桂永清放棄蘭封而功虧一簣。以至於蔣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信中稱,蘭封戰役“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

    蘭封後的6月6日,日軍攻克開封。此時如果日軍大舉西進,不但將切斷平漢鐵路,南面威脅武漢,還極有可能西攻洛陽漢中,威脅到中國的大後方。當年的蒙古軍隊正是先行攻掠四川,從西南大迂迴再向東南沿海進攻,從而滅了南宋王朝。面對這一巨大危險,第一戰區的中國軍隊卻已經沒有力量抵禦日本的攻擊。

    6月11日,蔣介石採納了第一戰區參謀長晏勳甫的建議,挖開花園口黃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勳甫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曾根據“焦土抗戰”的理論制定過“以水當兵”的計劃。在迫不得已之時,透過黃河水將敵人隔絕在豫東,使之在短期內無法加速前進,同時也能避免將中原古城鄭州變為戰場。

    花園口決堤之時恰逢黃河上游的雨季。這一“焦土抗戰”的行為,以沖毀140萬民房、淹沒近2000萬畝耕地、80萬人死亡、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在中原地帶造成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的慘重代價,使河南皖北5萬多平方公里的地區淪為一片沼澤,阻止機械化日軍的行動,迫使日軍無法利用淮河西進、利用平漢線南下。日軍由此不得不放棄以主力沿淮河西進大別山的計劃,改為以主力沿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中國軍隊借此喘息之機調整了防線,以第一、第三、第五戰區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戰區的全部兵力,計130多個師,約120萬人,圍繞武漢為核心,構成一條穿越豫、鄂、皖、贛4省,防禦正面達1300餘公里的巨大防線。

    6月11日,日本海軍通告駐漢口各國領事,稱溯江進攻武漢的作戰已經開始。當岡村寧次指揮的第11軍佔領九江後伺機攻取南昌。他面臨的對手是國民黨名將薛岳。薛岳根據日軍動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託廬山天險,對日軍南下進攻展開激烈的抵抗。

    一名進攻南潯路的日軍在日記上這樣記載當時戰況:“幾次進攻中,廬山上的迫擊炮彈如雨點般從天而降,皇軍大受威脅,死傷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中這樣描繪中國軍人的抵抗:“佔領星子後,不停頓地連續戰鬥了30多天,戰線僅僅推進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佔領了西孤嶺,前方仍然聳立著全輪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這些山峰上的敵人炮兵,每天都居高臨下地實施準確地射擊,連在火線後方進行飯後雜談的記者們也遭到迫擊炮的轟擊。炸裂的彈片擊傷了三位記者,他們的衣服上浸滿了紅黑色的血。”

    另一個日軍士兵則在寄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廬山是支那名勝之地,‘不見廬山真面目’,名不虛傳。我師團在此遭到支那軍精銳部隊的堅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戰,中隊、小隊長死亡很多,戰鬥仍在艱苦進行,與家人團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國軍隊的誓死抵抗下,日軍第101師團第101聯隊被中國軍隊全殲,師團長伊東政喜中將也中炮負傷。

    頑強抵抗日軍的不僅僅是中國軍人。日軍面對的還包括已經覺醒並堅決執行堅壁清野作戰計劃的中國民眾。日軍某部隊長田部聖大佐,在其《武漢攻略參戰記》中寫道:“我從南京溯江西進時,未曾料到日後生活的不便,僅隨身攜帶了幾本日本書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發現依靠現地糧食物資來維持我軍生活,幾乎完全不可能,必須從內地(指日本)向戰地輸送糧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盡被破壞,可利用的幾乎沒有,岡村司令官的辦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壞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岡村寧次自己也在日記中寫道:“10月初,第27師團佔領了箬溪一帶,檢查繳獲的敵軍官兵致其親友的信件,內容幾乎都是有關我軍情況,以及他們誓死報國的決心,極少摻雜私事。同一時期,第101師團檢查反攻我軍陣地而戰死的敵軍官兵遺體,發現死者父母的來信中,也都是鼓勵他們為國家、民族奮勇獻身的言詞。”

      萬家嶺大捷:薛岳全殲岡村寧次第106師團

    中國軍隊頑強有效的抵抗,讓日軍南路沿江攻擊武漢的計劃被迫推遲。在久攻不下中國軍隊正面陣地後,岡村寧次以賭徒式的冒險,令日軍第106師團利用中國軍隊防線上的縫隙,僅攜帶6天口糧,孤軍深入後方,試圖偷襲中國軍隊後路。

    然而日軍的動向僅一天即被中國軍隊第4軍發現。這支在北伐中於丁泗橋戰役一戰成名的“鐵軍”迅速纏住日軍。此時的薛岳正調動部隊剛剛包圍日軍第27軍。當發現日軍第106師團孤軍深入之後,薛岳迅速放棄日軍第27軍,轉而攻擊更加孤立的第106師團。薛岳先斬後奏,在尚未獲得武漢軍委會批准時迅速調集重兵包圍第106師團,並再次未經蔣介石批准,動用蔣介石部署在廬山做敵後遊擊之用的第66軍斷絕日軍後路。當身在九江的岡村寧次從空軍偵察中發現薛岳的部署意圖時,日軍第106師團已經陷入10萬中國大軍的合圍之中。

    此時的日軍第106師團突圍遇到重重困難。日軍在武漢會戰中所用的五萬分之一比例軍事地圖還是岡村寧次在1926年從軍閥孫傳芳處竊取而來,難以與萬家嶺當地的地形參照。而日軍在崇山密林中試圖借助指南針標定方向,卻因當地有磁鐵礦而導致指南針失靈。“當我發現敵軍來襲時,聽到令人恐怖的迫擊炮聲越過我的頭頂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彈擊中了馬群,馬群炸了窩般的在烽煙中亂衝亂撞。離開九江有數千匹馬,到雷鳴谷時,一匹馬也沒有了。從第二天開始,我們中隊就躲在水溝、土堆四周跟敵軍對峙。然而由於四周的山中都是敵人,子彈從四面八方飛過來。”

    原106師團的倖存者輜重運輸兵那須良輔戰後在《地獄谷中的三個星期》一書描述了日軍當時的絕望,“戰友們大都受傷,也有些因為饑餓和疲憊而倒下。死在水溝的戰友們,他們的臉色都變成茶色而浮腫,白花花的蛆蟲從他們的鼻孔和嘴巴掉下來。一連幾天都沒吃東西,只能從漂浮著同伴屍體的水溝裏舀臟水喝,活著的人也都快變成了鬼。我也覺得我的死期到了。對著月亮,我放聲大哭。”

    在蔣介石對薛岳務必在10月9日24時前全殲日軍106師團,作為給“雙十節”獻禮的命令下,第106師團的防禦陣地在10月9日徹底崩潰。薛岳第1兵團主力第74軍第51師在師長王耀武指揮下,命令第305團團長張靈甫親率敢死隊,經浴血奮戰佔領萬家嶺戰場最高峰張古山制高點,徹底斷絕了日軍退路。為拯救死傷慘重的日軍第106師團,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俊六大將親自組織向萬家嶺地區空投了200多名聯隊長以下軍官,以補充該師團戰鬥力。此舉動在整個抗戰中絕無僅有,顯示出中國軍隊對第106師團的重大殺傷。

    萬家嶺大捷的惟一遺憾是未能俘獲第106師團師團長松浦中將。戰後一名日俘供認,中國軍隊“幾次攻至師團部附近,司令部勤務人員,都全部出動參加戰鬥,師團長手中也持槍了。如果你們堅決前進100米,師團長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儘管如此,日軍此次慘敗,從時任第1兵團第32軍141師師長的唐永良少將在一年後路過萬家嶺戰場時所作的描述也可見一斑:

    “萬家嶺戰場周圍約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佈滿了日軍和我軍的墓地。日軍的輜重,馬的屍骨、鋼盔、馬鞍、彈藥箱、毒氣筒、防毒面具等等雜物,俯拾可得。許多屍骨足上穿著大足趾與其他四趾分開的膠鞋,顯然是日軍屍骨。有的屍骨被大堆蛆蟲腐爛後,蛆蟲又變成了蛹,蛹變成了蠅,蛹殼堆在骷髏上高達盈尺……”“圍繞著雷鳴谷劉村(今磨溪鄉南田一隊劉鞔鼓村)都是敵人的墳墓,人骨、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無處無日兵骸骨,若說五步一屍、十步一馬,並不算過分,統計雷鳴谷劉村、嗶嘰街、萬家嶺一帶戰場,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的根基

    萬家嶺激戰前,江北中國軍隊在武漢週邊最後一個重要陣地田家鎮,於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也正在這一天召開。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黨部發出指示,要求他們著手為武漢撤退作好宣傳和輿論上的準備:

    “現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進攻武漢,田家鎮已失守,武漢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機構在宣傳鼓動工作中應注意:現在不應強調保衛武漢,因過分強調,武漢一旦失守,則會產生悲觀失望及一切不正確的觀念;立即加緊說明我們應爭取防禦武漢之持久,但應強調武漢即使失守,中國仍能繼續抗戰保衛,說明中日戰爭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會決定勝負……”

    儘管葉挺將軍評價萬家嶺戰役“挽洪都於垂危,作江漢之保障,並與平型關、臺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讓中國軍隊在整個武漢會戰期間保住武漢,卻實現了蔣介石預定的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的目的。

    10月24日,日軍對武漢形成了東、北、南三麵包圍的態勢。同時為策應武漢會戰,日軍於10月12日在廣東南海大亞灣登陸,並在10月24日切斷了粵漢鐵路,佔領廣州。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在堅持抗戰而非妥協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時機放棄某些據點的戰略認識方面,國共雙方所見略同。10月24日,蔣介石正式下令放棄武漢,並下令“將凡有可能被敵軍利用之虞的設施均予以破壞!”

    鑒於上海的教訓,國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開始拆遷漢陽鐵廠。九江失陷後的7月30日,中共主辦的《新華日報》連續載文,要求政府緊急搶救人力,搶救物資,絕不能留下資敵。武漢的工人階級也發出呼籲,提出了響亮的口號:“保全一分工業就是獲得了一分勝利的保證。”

    10月17日,第五戰區長官部部署最後撤退階段的作戰任務。與淞滬會戰和南京會戰後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國軍隊在嚴密的組織下,以大無畏的勇氣和作戰膽識,主力全部跳出日軍的包圍圈。歷時逾4個多月的武漢大會戰,中日雙方動用了開戰以來最大兵力,日軍最終未能殲滅中國100多個師中的哪怕一個師,最終佔領的只是一座燃燒了兩天的空城。

    Source(s): 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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